这种从司法实践中来，到司法实践中去的机制，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合宪性审查功效的发挥。

然而，抑制办案法官的解释权，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功能上表现出同质性，难以依据功能分化的思路在解释职权配置上形成良性的分工，更谈不上有效整合了。因此，合理的思维绝不是人为回避这一现象，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将法官审判中的法律解释行为纳入到规制中。

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功能复归的要义，实际上就是在整个犯罪治理体系、法律治理体系、审判权力体系中重新寻回自身作为规范治理机构、司法治理机构、内部整合机构的定位，并以符合功能分化原理、权力优化配置原理、司法基本规律和现行宪法架构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定位，切实发挥其本身应有的功能。实际上，风险的发生只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背离了自己在犯罪治理体系中的独特定位，如果能够让其特性复归，其将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参与到犯罪治理中来。力图使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权回归理性，亦为相关实践提供助益。在这种影响下，很多决策就无法估计个案特性。如此一来，办案法官的解释权虽然不被承认，但难以被排除。

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无疑不是刑事审判解释正常发展的应循之道。举例而言，在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上，刑事政策解决治理犯罪的目的性问题，而刑法解决的是合法/非法的规范判断问题。第六，异议审核和答复义务。

具体图示如下： 图3 传播阶段是信息产生和传播的初期。中国古人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网络时代改变了信息处理与传播的既有模式，导致了信息生命周期与其价值的严重偏离，导致陈旧过时、脱离场景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产生困扰。开放的社会在信息可以自由传播的情形下最为运行良好，除非对其限制具有绝对的必要。

关于后一种观点，参见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28页。一审法院认为, 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因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四）以信息价值为基础重构被遗忘权的重要意义 虽然笔者在整体上认为我国应当承认和规定被遗忘权，但是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被遗忘权立法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作为我国立法的蓝本。但是该法对于13岁以上的青少年没有提供特别保护，也没有规定未成年人享有删除信息的权利。[21] See Paul Tiedemann, Identity and Human Rights: Considerations on A Human Right to Identity, in Paul Tiedemann (ed.), Right to Identity,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6, p.13. [22] See Charles D. Raab,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Categorization, in Ian Kerr, Valerie Steeves and Carole Lucock (eds.), Lessons from the Identity Trail: Anonymity, Privacy and Identity in a Networke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7. [23]同注[22]。[72] 因此，被遗忘权的核心不在于删除，而是将信息与其关联的主体脱钩。

[64] See David Lindsay, Digital Eternity or Digital Oblivion: Some Difficulties in Conceptualis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Dieter D?rr and Russell L. Weaver (eds.),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Light of Media Convergence—Perspective from Three Continents, De Gruyter, 2012, p.330. [65]参见注[64]，第332页。在瑞士法上，除非仍然具有新闻价值，否则出版任何带有他人姓名的犯罪历史都是违法的，[19]因为再社会化的生活和个人价值已经超越了公众知晓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姓名的权利。由于对信息的处理、占有、使用具有法律基础，因此必须对被遗忘权与信息处理者、信息占有者的各项权利进行冲突检索，在被遗忘权与公众知情权、表达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之间进行衡量。此种权利被称为删除权。

其中，第16条至第18条规定的三种权利是相互关联的。[24]参见注[21]，第29-30页。

[29] 意大利学者Norberto Andrade认为，被遗忘权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下，个人身份特质权（right to identity）的体现。[5]参见张浩：《被遗忘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兼与杨立新、韩煦教授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05页。

[6]2010年，欧盟司法专员薇薇安·雷丁向欧洲议会提出了关于被遗忘权的议案。信息主体对于信息处理者的决定可寻求司法救济。禁止使用过时的信息评价他人名誉、信用等。[59]参见杨乐、曹建峰：《从欧盟被遗忘权看网络治理规则的选择》，《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61页。《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把被遗忘权与删除权混在同一条文中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七）例外与权利克减 如前所述，被遗忘权具有较高的可克减性，必须考虑与其他利益的平衡。

因此，简单地删除信息并非最佳方案，而应当是在保持信息完整性的基础上，对于信息的使用加以限制，以便将来必要时能重新激活此类信息。远期价值此时最低，对于历史或者预测研究的价值尚难以确定。

网络特别是搜索引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获取信息的便利。知识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逐步消减，但不会像通讯信息那样急速消失，其信息处理价值与主体人格价值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二，过时的负面信息不应被用来针对个人。在采取处置措施时，对于已为第三方转发的信息，信息处理者应当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通知相关第三方，以便第三方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40]See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Handbook on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4, p.15. [41]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Recital 141. [42] See Segerstedt-Wiberg and Others v. Sweden, No.62332/100, 6 June 2006, paras.89 and 90. [43]参见注[40]，第110页。如京东网隐私政策表明, 您在我们的产品与/或服务页面中可以直接清除或删除的信息，包括订单信息、浏览信息、收货地址信息。（二）以信息价值周期构建义务体系 在对被遗忘权的构建上，最为困难的是如何界定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利益相关方的义务主要是，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根据信息处理者的通知，及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78]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28年（许）第45号，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平成28年1月31日决定。[64]同时，删除权作为信息控制权，其对象仅为自主发布的信息，而被动收集的信息和第三方来源信息则超出了其调整范围。

《网络信息保护决定》第2条、《网络安全法》41条以及工信部《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5条均将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作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如某乙所拍摄的包括某甲在内的朋友聚会合影，经某甲同意后由某乙上传至社交网络。

损害赔偿则必须以损害的存在作为前提。本案争议为谷歌公司是否应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关于原告因过去欠缴社保而被拍卖住房的个人信息。

[26]而此种自律性，正是个人获得权利和义务的正当性基础。而在信息处理基础丧失时则可以通过请求删除其他信息。被遗忘权源于自然人获得谅解、维持人格特质，以及保护人格尊严与个人生活的需求，以因应网络社会信息去中心化、存储永久化和获取便利化的挑战。此时应兼顾其他社会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尽可能选择对其他各方利益影响较小的措施。

[16]参见[美]小戴维·A·斯基尔：《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赵炳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而被遗忘权所针对的信息则是在合法的基础上收集、使用、加工、传输的已过时、不相干、有害和不准确的信息。

但笔者认为，被遗忘权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被遗忘权是法律对于网络时代颠覆以往人类社会信息生命周期发展规律的一种重要纠偏机制，通过拟制遗忘使信息得以正常新陈代谢，信息价值衰减与人格价值之间的冲突获得调节，避免人格利益因过时的、不准确的信息而遭受损害，也填补了人格权体系中隐私权与信息自主权之间的权利真空。信息与其背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分离，脱离其原有语境。

一般而言，个人信息的存在时间越长，个人利益就越可能超越公共利益。[26] See Ugo Pagallo and Massimo Durante, Legal Memorie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Luciano Floridi (ed.),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A New Equilibrium, Springer, 2014, p.21. [27]同注[26]。